今日南灣泥 記者 劉陽攝

延安附近的兩個地方，一個是南泥灣，位于延安東南45公里處；一個是瓦窯堡，位于延安東北95公里處。兩地如今均屬延安市管轄，在中國革命史上，均是與延安精神相融共生、相得益彰的地方。

30年前，我在西北當記者，多次訪問延安，也在去壺口的途中三次路過南泥灣，只是未曾去過瓦窯堡。此次舊地重游，發(fā)現(xiàn)兩點明顯的變化。

一是交通徹底改觀，當年崎嶇不平的山間土路變成了高速公路，西延動車兩個半小時，南泥灣機場通航27個城市；二是飛播造林大見成效，當年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已經(jīng)全部綠化了。而讓我感觸更為深刻的，是對歷史的認知。延安不必細說，人們耳熟能詳，這里側重說說南泥灣和瓦窯堡的觀感。

一

先從西安說起。重訪陜北之前，我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紀念館里看到一部黑白無聲紀錄片，名為《通往延安之旅》，時長21分鐘49秒，是瑞士記者瓦爾特·博斯哈德拍攝的。遺憾的是，這部影片直到2013年，即在拍攝75年之后，才由瑞士理工學院捐贈給西安“八辦”。但是，它依然讓我們肅然起敬，因為它真實地記錄了當年從西安到延安的艱難旅途，以及延安軍民的精神面貌。

人們熟知的美國記者埃德加·斯諾，是1936年7月到訪延安的，后來又在1939年第二次訪問延安，最后寫出著名的《紅星照耀中國》（西行漫記）。他的夫人海倫·斯諾是在1937年春天到訪延安的，最后寫出了《續(xù)西行漫記》《延安采訪錄》《中國為民主奠基》等一批著作。而瓦爾特·博斯哈德，是第一個訪問延安的歐洲記者，時間在1938年。他拍攝的這部黑白紀錄片，是外國記者在延安拍的第一部攝像片，也是最早出現(xiàn)毛澤東形象的紀錄片。正是他們的報道，還有史沫特萊、愛潑斯坦、福爾曼、斯特朗等許多外國記者的報道，讓世界了解了中國革命，了解了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

《通往延安之旅》所展示的艱苦路程，今天坐在延安的動車上是難以想象的。如今坐動車只要兩個多小時，而當年坐汽車要五天，山路崎嶇，下雨泥濘，還要時刻防備敵匪襲擊。1937年，周恩來及衛(wèi)隊就曾在途中遭遇土匪，副官陳友才等20多名警衛(wèi)在抵抗中犧牲。周恩來一直保存著幸存者的合影，直到去世時，內(nèi)衣口袋里還裝著這張照片，背面寫著：“勞山遇險，僅存四人。”

與這種艱辛形成對比的是一個數(shù)據(jù)：抗戰(zhàn)期間，僅從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介紹到延安參加革命的青年知識分子就有4萬多人。他們之中，不乏家境殷實、生活優(yōu)渥者，甚至還有不遠萬里歸國抗日的華僑青年。是什么力量激勵著有志青年不畏艱苦奔赴延安的呢？

這個問題，南泥灣讓我有了深切感悟。

二

30年前我去南泥灣的時候，沿途還是山間土路，當年大生產(chǎn)的遺址還處于原生態(tài)，道路兩側的窯洞已無人居住，尚無紀念館。那時我對南泥灣精神的了解，僅限于一支歌。而這一次重訪之前，我在西安旁聽了一天的南泥灣精神研討會，同時讀了一本50萬字的論文集。我的習慣是，走萬里路，需要帶一本書。這一本文集，讓我對南泥灣的理解超過了既往。

如今的南泥灣，已經(jīng)是一個阡陌縱橫、水田如鏡，集革命歷史展覽、生態(tài)農(nóng)業(yè)示范、干部教育培訓為一體的現(xiàn)代化小鎮(zhèn)。在這樣的景象中，我看到了什么呢？

讓我駐足尋覓的，不是那些勞動的場景和豐收的數(shù)字，而是那些精神概念背后的歷史信息。

我看到了毛主席給王震的題詞：“有創(chuàng)造精神。”

南泥灣創(chuàng)造了什么？不是歷史上已有的“屯田制”，不是每日刷新的開荒紀錄，而是以農(nóng)為主，百業(yè)俱興，“打下了一個能夠達到完全自給的經(jīng)濟基礎”“不要政府一粒米、一寸布、一分錢”。毛主席在陜甘寧邊區(qū)干部會議上說：“這一個創(chuàng)造，對于我們的民族解放事業(yè)該有多么重大的意義??！”這個意義就是，這時候才算是不依賴蘇聯(lián)的外援，真正獨立自主了。

我看到了毛澤東給359旅供給部政委羅章的題詞：“以身作則。”這個成語可以說是毛澤東的創(chuàng)造，并成為對全黨干部的基本要求。典籍中有此含義的出自《論語·子路》篇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”

羅章是江西人，他把家鄉(xiāng)種植水稻的技術引入了南泥灣。為了指導全旅的生產(chǎn)，他扛著一把镢頭，走遍了26萬畝土地的所有生產(chǎn)點。由于過度勞累，跌入深溝，身負重傷。

當年在南泥灣，每一個領導干部都是羅章這樣的形象。毛主席在邊區(qū)勞模會上說：“你們359旅的干部，從旅長到排長，在大生產(chǎn)運動中，以身作則，身先士卒，表現(xiàn)出高度的創(chuàng)造精神，不愧為全軍的模范。”

美國合眾社和倫敦《泰晤士報》駐華記者哈里森·福爾曼，到南泥灣采訪后寫道：“王震旅長的雙手，像他的部下一樣，由于勞動而生滿了老繭。真沒想到，世界上還有這樣的軍隊。這樣的軍隊是不可戰(zhàn)勝的。”

其實，不僅是359旅，中央領導同志也在艱苦奮斗。毛澤東自己也穿著打補丁的衣服，還種了一塊菜地；周恩來、任弼時也成了紡紗能手。朱德先后8次到南泥灣勘察，“鳥獸縱橫，蒿蓬塞路，晚上只能找一個茅棚住宿。”

1943年1月，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，中央對大生產(chǎn)運動中22位領導干部進行表彰，有王震、晏福生、羅章等。毛澤東給他們每個人都寫了一句題詞，如今集中展示在紀念館的收官之處。

于是，我有了一點新的感悟，南泥灣精神除了自力更生、艱苦奮斗，首先是領導干部以身作則、敢于創(chuàng)造。

現(xiàn)在南泥灣紀念館的名字，叫“南泥灣大生產(chǎn)紀念館”。解說員對南泥灣精神的概括是八個字：“自力更生，艱苦奮斗。”細細想來，其實是不夠的。在南泥灣精神研討會上，對于南泥灣精神的內(nèi)涵，南泥灣精神與延安精神的關系，與新疆兵團精神、北大荒精神之間的關系，有許多新的探討。

出席此次研討會的，有羅章的兒子羅海曦，國防大學榮休教授。他在研討會上談到，359旅不僅生產(chǎn)是模范，打仗也是勁旅。

這個問題很重要，涉及軍隊的職能，不要以為359旅僅僅會種地。對此，新疆部隊老同志都了解，而很多青年人可能是不了解的。359旅在南泥灣大生產(chǎn)之后，從延安一直打到了廣東，然后又歷經(jīng)坎坷返回延安。新疆部隊老作家丁朗在晚年寫了一部長篇小說《突圍》，就是寫359旅“南下北返”的事跡。

其實，早在南泥灣時代，毛澤東對于軍隊從事生產(chǎn)和經(jīng)商就有清醒的認識。他認為，軍隊的生產(chǎn)自給，“是落后的、倒退的”，因為“我們違背了分工的原則”。“現(xiàn)在世界上，任何文明國家的軍隊都沒有、也不可能有，也不應該有什么生活資料生產(chǎn)自給的怪事了。”那么，為什么還要這么做呢？是因為國民黨對邊區(qū)的封鎖，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，“我們這樣做，就是進步的了”“實質上是進步的，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”。

除了應對外部封鎖，大生產(chǎn)運動也來自內(nèi)部需求。南泥灣大生產(chǎn)和同時期的雙擁運動，成為密切黨群關系、軍民關系的兩大法寶，成為展示共產(chǎn)黨人初心使命的象征。

在歷史上，范仲淹曾經(jīng)鎮(zhèn)守延安，他提出的“先憂后樂”思想，封建時代很少有官僚能夠做到。而在延安時代，在南泥灣，人民看到了這種精神。吃苦在前，享樂在后；一級帶著一級干，一級做給一級看；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，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堅決不做。中國共產(chǎn)黨最寶貴的這些特質，集中體現(xiàn)在南泥灣精神中。

在紀念館的墻上，有一首朱德寫給董必武的詩：

“歷年征戰(zhàn)未離鞍，贏得邊區(qū)老少安。耕者有田風俗厚，仁人施政法刑寬。實行民主真行憲，只見公仆不見官。陜北齊聲歌解放，豐衣足食萬家歡。”

只見公仆不見官，豐衣足食萬家歡。這就是南泥灣精神最為震撼人心的地方，就是千萬青年不怕艱苦奔赴延安的精神動力。

三

在延安期間，接到老朋友李茂林的電話，他正在瓦窯堡寫劇本《謝子長》，我們便驅車去看他，正好補上瓦窯堡這一課。

茂林就是子長人，影視界的黨史專家。我在蘭州當記者時，他是軍區(qū)電視藝術中心主任，著作等身，為人直率。他有過三次入伍的傳奇經(jīng)歷，寫過《陳云回鄉(xiāng)》《血祭三八線》《解放海南島》等幾十部影視劇本。倪萍主演的電影《祁連山的回聲》，就是他的作品。由于這部電影，時任蘭州軍區(qū)政委的肖華召他第三次入伍。這種情況在和平年代僅此一例。由他來講瓦窯堡，講謝子長，比解說員生動得多。

瓦窯堡原名“望瑤堡”，是王母娘娘與天廚總管瑤妃的一個神話傳說?，庡挚雇跄改锬锏膶Ｖ疲o黃土高原留下了五谷雜糧和煤炭、石油。子長為這個傳說還申報了非遺，在七棱山上修了“天梯”。但是真正讓瓦窯堡名揚天下的，是它在中國革命史上的獨特地位。

毛澤東在長征途中，獲悉陜北有紅軍，因而確定了長征的最后目的地。當時，瓦窯堡是陜甘革命根據(jù)地的中心。中央領導機構到陜北，最先駐地是瓦窯堡，后來才轉到延安。

遺憾的是，毛澤東并沒有見過謝子長。中央紅軍到達陜北時，時任陜北紅軍總指揮、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負責人謝子長在戰(zhàn)斗中身負重傷，已經(jīng)去世8個月了。毛澤東后來三次為他題詞，并題寫了近300字的碑文，高度評價他為中國革命開創(chuàng)陜北根據(jù)地的功勛。他是被毛澤東題詞最多的革命烈士。

在某種意義上，沒有瓦窯堡就沒有延安。但從另一方面說，如果中央紅軍不到陜北，劉志丹等陜北蘇區(qū)的領導人就完了。當時，陜北紅軍并不知道中央紅軍的下落，中共陜甘晉省委實行錯誤的肅反政策，把劉志丹等人都作為敵嫌關押起來，危在旦夕。就在這時，中央紅軍到了陜北，中央聞訊派董必武等組成五人小組進行審查，“刀下留人”。

中共中央在1935年11月7日進駐瓦窯堡，當天就安排與劉志丹等見面。毛澤東見到他們之后，聽說還有300多名“反革命嫌疑犯”沒有做結論，立即責成徐海東親自抓落實。11月30日，時任中央負責人張聞天主持會議，正式為劉志丹等同志平反。

所以，瓦窯堡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，紅軍抗日東征的出發(fā)點，也是糾正左傾路線、開創(chuàng)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轉折點。前兩點已經(jīng)是歷史，而后一點，仍然有長遠的啟示意義。

讓瓦窯堡彪炳史冊的是瓦窯堡會議。中共中央在這里確立了抗日民族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總政策，解決了遵義會議沒有來得及解決的黨的政治路線問題，扭轉了“左”傾錯誤造成的長期孤立的狀態(tài)。從此，蘇維埃工農(nóng)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，改變了對小資產(chǎn)階級、知識分子、民族資產(chǎn)階級、富農(nóng)以及對華僑的關門主義政策。并由此展開對張學良的東北軍、楊虎城的十七路軍的統(tǒng)戰(zhàn)工作（史稱南線統(tǒng)戰(zhàn)），以及對國民黨84師高桂滋部、86師井岳秀部的統(tǒng)戰(zhàn)工作（史稱北線統(tǒng)戰(zhàn)），進而推動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，開創(chuàng)了停止內(nèi)戰(zhàn)、團結抗日的新局面。

正是在此時，從莫斯科返回的中共駐共產(chǎn)國際代表張浩，順著紅軍的布告，找到了瓦窯堡。毛澤東聞訊從前線趕回瓦窯堡。張浩傳達了共產(chǎn)國際的指示，為解決張國燾的問題立下大功。張國燾不得不取消南下企圖，北上與中央會合。中央紅軍由此避免了分裂的危險。張浩后來擔任129師政委，他因病去世時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親自執(zhí)紼抬棺，守夜護靈。

徜徉在瓦窯堡那一排普通的窯洞，回望那一段被毛澤東稱為一生最困難的歷史，令人深切感受到，瓦窯堡會議具有與遵義會議同樣重大的歷史意義。

四

一個南泥灣，反映了延安時期官兵一致艱苦奮斗、領導干部以身作則的優(yōu)良作風；一個瓦窯堡，見證了錯誤路線的慘痛教訓和正確路線的導航作用。

“我們?nèi)魏我粋€紀念活動，都不是為了紀念而紀念。”今天參觀南泥灣、瓦窯堡，讓我們想到什么？

艱苦奮斗不是一句口號，關鍵是領導干部能不能帶頭艱苦奮斗。

實事求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關鍵是敢不敢堅持真理，修正錯誤。

我們過去經(jīng)常講從勝利走向勝利，其實，有很多時候是從失敗走向勝利的。戰(zhàn)爭年代，“每戰(zhàn)必有總結”；重大會議，逢會必有批評。我還記得，當年在楊家?guī)X黨的七大會場參觀，兩側墻壁懸掛著24面黨旗，分別插在六個旗座上，每個旗座上都標有八個大字：“堅持真理，修正錯誤。”七大會議上，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員作檢討，而七大形成了全黨的空前團結。

于是，我理解了，為什么華僑領袖陳嘉庚從重慶到延安，只吃了一頓飯，就認為“中國的希望在延安”；為什么連西方的記者也公開報道贊美延安的風氣；為什么會有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奔赴延安……我也理解了，黨的生命力戰(zhàn)斗力來自于哪里？

我們這個黨最精華的東西是在延安時期形成的，包括南泥灣，包括瓦窯堡。南泥灣讓人民群眾看到了共產(chǎn)黨人的初心和力量，瓦窯堡則展現(xiàn)了共產(chǎn)黨人敢于自我糾錯的胸懷。在南泥灣大生產(chǎn)之后，就是七大；在七大之后，就是三年解放戰(zhàn)爭。解放戰(zhàn)爭其實打得是人心向背，所有的民主黨派都轉而擁護共產(chǎn)黨，連國民黨也知道自己不行了。

歷史是一面鏡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