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(jīng)驗的決議》指出，“黨從一九四二年開始在全黨進行整風，這場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收到巨大成效。”這種成效集中表現(xiàn)為對黨思想上組織上政治上的鍛造。延安整風是對黨自身進行鍛造，也就是按照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要求重新鍛造中國共產(chǎn)黨，創(chuàng)立了“黨的建設”新模式。

改變了黨內(nèi)斗爭的方式，強調從思想上建黨，也要從思想上整黨

1939年，毛澤東在《〈共產(chǎn)黨人〉發(fā)刊詞》中提出，“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、廣大群眾性的、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，迫切地需要建設這樣一個黨，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主觀客觀條件也已經(jīng)大體具備，這件偉大的工程也正在進行之中。”那么，延安整風就是“進行”這件“偉大的工程”的實際舉措。既然對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有了明確的目標和要求，那就要設法去掉不符合要求的東西。整風的過程，就是批判和糾正教條主義思想作風的過程，在這一過程中自然會涉及到如何對待和處理犯錯誤的同志，即組織處理的問題，這屬于處理黨內(nèi)矛盾的政治問題。

此前黨的歷史上，對待犯錯誤的領導人，繼任者大都予以嚴厲打擊。蘇維埃后期，“左”傾中央還明確地要求，對犯有錯誤的同志進行“殘酷斗爭、無情打擊”。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改變了以往黨內(nèi)斗爭的方式，強調從思想上建黨，也要從思想上整黨，明確提出“打倒兩個主義，把人留下來”；“整”思想，但不“整人”。思想通了之后，還可以再擔任領導職務。即使對王明，在生活和工作上也予以很大照顧，中共中央想方設法地為他治病，并在病好以后重新安排了重要職務，黨的七大上，王明仍被提名選為中央委員。由此來看，整風過程中毛澤東提出的“懲前毖后，治病救人”的宗旨，及“既要弄清思想，又要團結同志”的方針，無疑是黨的建設的一種創(chuàng)舉。

以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“武器”來改變黨的思想作風

延安整風的過程，實際上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——毛澤東思想武裝全黨的過程。這樣的“思想建黨”，具有典范和深遠的意義。即便是一些具體的做法也有示范的作用，比如，分幾個階段集中學習，高級干部和普通黨員區(qū)別要求，學習文件、做筆記、討論交流。當時王首道把這些環(huán)節(jié)總結為“四到”：“眼到”（認真閱讀文件）、“心到”（領會文件精神）、“手到”（勤寫讀書筆記）、“口到”（經(jīng)常開展討論）。通過學習、討論，黨員干部認識到什么是主觀主義、宗派主義和黨八股，什么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，什么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。然后，對照檢查自己的思想，并開展自我批評和相互批評。早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，毛澤東就提出：“共產(chǎn)黨員對于在工作中犯過錯誤的人們，除了不可救藥者外，不是采取排斥態(tài)度，而是采取規(guī)勸態(tài)度，使之翻然改進，棄舊圖新。”1941年，劉少奇在中央華中局黨校的演講中，對相互批評的各個方面做了明確規(guī)定，其中指出：“一切黨員對其他黨員及黨的負責人如有意見，只能當面批評，或在一定的組織中批評”。要“反對一切不正派的言論與行為。給那些喜說閑話，喜歡廣播，喜打聽人家的秘密，喜造謠言的黨員以嚴重的斥責”。黨的普遍整風開展之際，毛澤東又進一步強調，“批評應該是嚴正的、尖銳的，但又應該是誠懇的、坦白的、與人為善的”。

延安整風的過程，就是以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“武器”來改變黨的思想作風的過程，并創(chuàng)造了正確運用這一武器的成功范例。1956年，毛澤東決定再次在黨內(nèi)開展整風運動時明確指出：“整風是在我們歷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。以后凡是人民內(nèi)部的事情、黨內(nèi)的事情，都要用整風的方法，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。”1962年，毛澤東決定在全黨糾正“大躍進”以來所犯的錯誤時又提到了延安整風：“那是一次細致的整風，采取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，就是說，不管什么人犯了錯誤，只要認識了，改正了，就好了，而且大家?guī)椭J識，幫助他改正，叫做‘懲前毖后，治病救人，從團結的愿望出發(fā)，經(jīng)過批評或者斗爭，分清是非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，團結—批評—團結’這個公式，就是在那個時候產(chǎn)生的。那次整風幫助全黨同志統(tǒng)一了認識。”既然作為“公式”，顯然具有超時空的“模式”意義，一直到今天都還在沿用著。

延安整風后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形態(tài)、氣質和面貌發(fā)生了極大的變化

延安整風后，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形態(tài)、氣質和面貌都發(fā)生了極大的變化。對于延安整風運動的成效，連蔣介石都有過積極的評價：“中共在延安的山谷之中，從民國三十二年發(fā)動所謂‘整風運動’起，便逐漸擴張”。他認為，通過延安整風，中共形成了“科學的精神和科學辦事的方法，運用于組織、宣傳、訓練與作戰(zhàn)”，“他們從高級干部以至于最下級的士兵，對于本身的業(yè)務，都能本著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實事求是，精益求精。尤其是他們一般干部，可以說人人都具有研究的精神，無論什么問題發(fā)生，他們一定要集中精力，探本窮源，經(jīng)正面反面反復推敲，總要求得一個切實的結論。”有了這種精神和方法，顯然使中共不但在軍事斗爭中日益嫻熟，而且在政治斗爭中也日益得心應手。

有意思的是，蔣介石還特別向自己的政工人員講到過中共的“批評和自我批評”：“到斗爭某人的時候，即令平時和他思想感情很好的人，亦不能不破除情面，將他的缺點盡量暴露出來。這樣，他就不能不立刻改正，否則就不能在團體里面立足了。他們用這個方法，使一般黨員彼此警覺，互相監(jiān)督，確能刺激一般黨員的精神，維持他們黨的紀律。”在蔣介石看來，這也是中共“黨的建設”的一種“模式”，并有讓其政工人員學習“復制”之意。